第04-05版:柒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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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07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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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在做的小生意

一门营生贯穿几代,好像是很遥远的事了。 插图/马越
江国良正在自家店里修理钟表
刘文渊在陕西南路的店里给西裤打套结
今年63岁的朱凤涛对于旧书的情结来自于父亲
上世纪80年代,刘文渊的父母在香港工作时的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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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周刊记者  姜天涯  李欣欣

年轻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考虑行业前景、收入、喜好。

一门营生贯穿几代,好像是很遥远的事了。

但也有上海老底子的行当在代代相传,比如:做西服、修钟表、卖旧书。

如果祖上有门手艺,发不了财,但可以过过日子,你会传承下去吗?

钟表店:爷爷辈开始做,孙子接下来

走进武进路上的“良辰钟表店”,就像是穿越到了民国。

200平米的店里,彩绘窗花玻璃、柚木墙板、皮质沙发、壁炉、老式挂钟,都诉说着这栋房子曾有过的历史。

店主江国良生于1959年,这家钟表店可以追溯到他爷爷的那个年代。

上世纪20年代,江国良的爷爷就住在这里,自住的同时,兼做起了钟表生意。

等到50年代,店不再对外营业,只私下帮亲戚朋友修修物件。江国良的父亲去了发动机厂上班。这门生意,断了二十多年。

1976年江国良中学毕业后,在家当了两年待业青年。1978年个体经营刚刚放开时,他马上在家里挂起了修理钟表的牌子。

“听到第一只‘声音’(消息),我就自家(自己)弄了。1978年执照还没拿下来,我就开了。格辰光人家还没跟了噶快,我跟得蛮快的。”

最开始钟表店只有一个开间,设在家门口。

在那个年代,个体户算不上好职业。

“进单位更好,铁饭碗。自己做呐,被人讲起来低档一点,没保障。格辰光观念是这样的。好在我有这个爱好,相对充实一点。”

“阿拉爱好技术,人家外面‘吃’不下的,我接下来。生意慢慢慢慢才做起来。”

江国良最初的手艺来自于爷爷。开店之初,既为生计,也是从小的耳濡目染。

“本身阿拉爷爷那里学来的。阿拉爷爷以前总归也留了点小工具。”

“还有从小跟着爷爷,我跟我爷爷之间,比跟我爸感情深。有这样一个情结在里面。”

江国良至今还会想起小时候爷爷修理钟表的画面。

“有辰光夜到(晚上)蛮晚呃,好听到清脆的工具声。di~duo~di~duo~这钟拿来拿去。因为白天也做别的事体,有些难的生活(活儿)夜到可能静得下来。个末(那么)就挑灯夜战,这种情景脑子里厢蛮清晰的。”

店铺的装修随着岁月,几经变更。

现在的样貌是江国良根据小时候的印象,还有早年爷爷的描述,花了二十年,一点点装修完成的。

连设计师也换了好几个,最后一个终于按照江国良的要求完成了设计图纸。

“我哪能讲,伊哪能画。”他说。

虽不完全一样,但“原来的味道还在”。“我觉得钟表店应该是像格能样子。”

2000年左右,江国良将钟表店隔开一半,开了咖啡馆,也卖些简餐。

一直到2016年头关掉餐饮店之前的十几年里,江国良先后开过4家餐饮店。

虽然钟表店从未断过,但经营餐饮业牵扯了他过多的精力。

“蛮吃力的,现在实业很难做。我做的十几年里厢,房价租金不断在涨。”

“我格辰光还有点戆血血(傻乎乎)呃。后来想想不来事(不行),我到底欢喜啥呐?餐饮一弄,我钟表势必就要放脱。人的精力基本上(只能)做好一桩事体。”

“毕竟钟表是我核心技术,我自家手里厢的。我做餐饮,没有‘灵魂’。做钟表,我觉得我灵魂在里厢。”

“侬要是有传承,会重视它。就觉得我做不好,要给祖上丢脸,到我手里给做坏脱了。”

江国良的儿子目前还在上初中,他并没有觉得一定要把手艺和店传给儿子。“让伊自由发展,再看适应啥物事。”

但良辰钟表店,江国良还是想要开下去的。这里面有他的家族记忆。

“从小祖父噶欢喜我,我有家庭的感情,觉着噶许多辰光下来了,阿拉爷爷辈做下来,当中因为某种关系断脱了,我又把它接上来了。我总希望,拿伊传承下去。”

目前店里还有两位师傅,分别跟随了江国良30年和15年。

这些年,他陆续带过十几个徒弟。但大多数人都走了。精密仪器的修理,需要三到十年的学习实践。

好在还有年轻人愿意学。

李想今年34岁,因为喜欢钟表精细的构造,他在店里已经工作了15年。江国良笑称他为店里“年轻的主角”。

但他已经不愿意再招收新徒弟了。“因为收到后面,烦。来都不懂,教伊老吃力呃。等伊会了,想法又很多。”

“年纪轻的人呐,有辰光安不了心。这个行业,你安不了心,就做不好这个事体。”

他现在的目标是,提高店里师傅的水平。

“我就希望,徒弟当中有谁能够出来,能承担起来。不管任何人,希望把这个手艺,把良辰传下去。”

定制西服:英文店名加上了“son”

开在陕西南路的汉氏洋服,做的是手工定制西装。英文店名是“WilliamLiu&Son”。

作为舶来品的西装,早先大半客户是外国人。就像这个行业的大多数店铺一样,汉氏洋服在开业之初,也取了英文店名“William’stailor”。

店主刘文渊(Jerry)是家里的第四代裁缝。

他的父亲刘庆东(William)2006年在东诸安浜路开了店。

等刘文渊准备接手时,父亲买下了陕西南路上25平的小房子送给他。英文店名加上了“son”(儿子)。传承之意,一目了然。

“在国外其实也是简单的父亲做,儿子做,这样加一个‘son’上去的。”刘文渊说道。

刘文渊的手艺来自父亲。但家里最早从事西装裁缝的,是刘文渊的舅太爷。

舅太爷1949去香港闯荡,在当地结识了一帮上海的红帮裁缝。从最初专接跑船的单,到后来,在香港的高档商场里开了西服定制店Peter&Fashion。

刘文渊的爷爷没有跟去香港,依旧在上海做中装。

等到上世纪80年代,刘庆东在上海跟随培罗蒙的王兴祥学习之后,1988年也去了香港,来到祖辈参与建立的Peter&Fashion。一直到2002年,他才回到上海。

2008年,刘文渊考取了上海的大学,学习市场营销。在此之前,他对父亲从事的行业知之甚少。

直到高中之前,他与在香港工作的父母都分隔两地,只有过年才能见得到。

对于父母的工作,刘文渊“只知道他们是做衣服的,只知道他们每天要做到很晚”。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那会儿,就觉得都不太好意思跟我的同学说,我爸妈是裁缝。”

在他考取大学之前,父母也没有想过店的未来由儿子传承。

“那时候家里爸妈因为觉得做这个事太辛苦了,他们其实更希望我去从事一些‘正常’的工作。”

读大学期间,刘文渊开始帮家里零散地做一些活。他开始慢慢了解父亲在做的事情。

“毕竟我们家做的衣服并非不好的衣服,而是最高端的一块。”

尽管刘文渊接受了父辈的职业,但他的接受还是有条件的。

刘庆东回忆起十年前:“他(刘文渊)说,你的衣服做得很好。(但)你的样子老土啊,线条不优美啊。你要我学可以,你要改。”

“衣服你要去修改一点的话,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因为整个的结构就在那边。你要在廓形上修改很多点,才能把细节改过来。”

着急的刘庆东带着儿子从上海到北京,一家家店看过去。他认为儿子的想法,以现有的手艺做不出来。国内没有找到,刘文渊就拿着国外师傅做的衣服给父亲看。

最终经过四五年的研究、打磨,刘庆东接受了儿子的意见。现在,“创新这一块,完全听他的”。

刘庆东在东诸安浜路开店之后,师父王兴祥把裁缝刀传给了他。

“剪刀传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喜悦了好久好久。”

“我师傅以前去东诸安浜路的时候,他眼睛白内障已经看不清楚了。但他摸在衣服上面,用手去感觉。老一辈人对手艺,特别特别尊重。你要能传下去,他会无私地把自己的东西给你。”

最初汉氏洋服建立的时候,刘庆东在想的还是赚够儿子上大学的费用。但师父传剪刀一事,对他影响颇深。

“我师父把这把剪刀传给我,对我的意义很大。可能我无论将来发展得怎么样,Jerry怎么样,这个使命感还是有的。”

等到2017年底,店搬到陕西南路的时候,刘庆东也把店传给了儿子。但他还是没打算退休。“我们这个行业都是做到80岁的。”他说。

刘文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店里。

除此之外,这两年他还往国外跑,和意大利、日本等地的同行交流。他希望可以开成百年老店,就像英国萨维尔街的同行们一样。

而多多少少,刘文渊也实现了小时候想从商的愿望。作为一份半工半商的工作,“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出入”。

“它其实也是更有人情味的事业,跟从商没有什么冲突。”他说。

随着店里的老师傅们年龄渐长,寻找新生力量依旧是一个问题。

“还是要慢慢去找一些喜欢做这块的人,慢慢去发掘。也不能太急,因为现在真正想学的人很少。”

“现在为什么年纪轻的人不肯,一个是因为这个生活枯燥,短时间内看不到真正的结果。“

“另外,你还要碰到好师傅。碰到好师傅,也要下决心,五六年才能学出来。”

现在店里加上父子俩,共有9名师傅。其中3名是新生代裁缝,都是刘文渊的堂兄妹。

如今,父子俩都希望有愿意学习的年轻人来,手艺可以无偿教授。毕竟刘庆东的师父王兴祥,也把裁缝刀传给了毫无血缘关系的自己。

“希望西服这个行业,不要越走越衰。新学的人多了,从事的人多了,那这个行业才会更加生机勃勃。”

旧书店:老朱小朱一起开

民营旧书店“小朱书店”开在蓝村路上,店招上画着一只可爱的卡通小猪。

115平米的店里分门别类地摆放着旧书,从民国时期的旧书、连环画,到老杂志、专业用书,门类庞杂。

经营书店的是一对父子。

父亲叫朱凤涛(后称“老朱”),今年63岁。“小朱书店”最早就是他开的。

儿子朱俊峰今年34岁(后称  “小朱”),2008年开始在父亲的店里工作。从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他在阿迪达斯工作了两年,被父亲召回店里。

“子承父业”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作为一名85后,小朱为什么同意去父亲的店里工作呢?

时间回到解放前,小朱的爷爷在靠近四川北路的弄堂口摆书摊。公私合营的时候,去了上海旧书店。

1978年,21岁的老朱也来到上海(旧)书店四川北路门市部工作。

当时老朱的父亲还没有退休。期间十年,父子俩就住在书店二楼的仓库里。

“可以说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老朱至今记着父亲在店里整理书刊的情景:“不讲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点,总归10-11点,一本本整理好。这个工作实在实在是仔细。”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今后我要有家自己的店,就像连家店(指店面和住家的房子连在一起的门面)。晚上就住在里面,累了就睡一觉,如果有精神了,起来再继续工作。”老朱说。

2000年开始,老朱开了自己的第一家书店。辗转二十年,他从专卖新书、杂志的新书书店,回归到了旧书。

旧书所承载的回忆,也使得老朱为此奉献一生,仍津津乐道。

四年多前,老朱收到了一本背后敲有“上海旧书店四川北路门市部”  章的书。在和书友的交流中,发现这本书当年是从自己父亲手中卖出去的。

“现在回到我手里面。我把它作为一种书友对我的支持,也是对我老父亲、对这个事业的尊重。我不忍心卖掉,把它像宝贝一样留在这里。”

这些关于父亲和爷爷的故事,小朱听过很多。也许因为这样,当父亲劝他来书店帮忙时,他也没有太多犹豫。

“因为从小我父亲、我爷爷就从事这一行的嘛。从小是跟书打交道的。”小朱说。

“你到外面去,尽管挣钱多,但压力也大。”“自己的店,就比较自由。”老朱会跟小朱说些劝导的话,小朱似乎也默默接受了。

当我们问小朱:“除了图书之外,有没有其他特别想做的事情?”

他说没有,“因为其它方面不太懂,也不在行”。

但老朱却接过话头:“我来透露一下哦,他最想做什么呀?(如果)有钞票,倒想开一个像阿迪达斯的运动品牌店。但这个不可能的,(毕竟)投资也是很厉害的。”

对父亲的话,小朱也点点头:“没什么挣扎的,体育就是个爱好、兴趣。”

来到父亲的书店后,小朱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店里。

经营旧书有点像一门传统的手艺。海量的旧书中许多是孤本,不断收进来、卖出去,要全部录入电脑不现实,主要得靠脑海中的印象来分类、查找。

跟着父亲多年,小朱也具备了这样的功夫,在脑海中建了一个分门别类的“旧书库”。

对书店的经营,小朱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和父亲商量,计划开网上书店。名字老朱已经想好了,叫“春明书店”。

那是因为老朱的父亲曾建议他的书店取名“春明”。一来父亲名“相春”,二来民国时上海就有家春明书局。

老朱说:“实际上我一直记得这个店名。”

“我心想阿拉爸讲到过这个事体,我一定要(做到),虽然伊走了,但伊在天有灵。”

老朱希望小朱可以像自己一样,把旧书事业一直爱下去。但他也知道,现在看书的人少,买旧书的人就更少了。

“如果他不做了,我就把有一定史料价值、文献价值的书,捐给国家。这样(书)一直传承下去。或许有读者看到这本书,还能想起来当时有过这样一家‘小朱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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