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05版:柒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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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8月02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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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到常德路朱师傅那里领回衣服

上海弄堂口,会看到一些裁缝爷叔。 插图/马越
缝纫机不见了,大小裁缝只得干坐在弄堂口。
两人坐在弄堂口,中间像有条隐形的三八线。
裁缝铺在顺昌路上的祥顺里弄堂口,这条路保留了浓郁的市井气。
王贤国89岁高龄,做裁缝75年了,是名副其实的老裁缝。
朱师傅从仓库搬出箩筐,里面装满了客人没来拿的衣服。
朱师傅正认真工作,身后一块广告牌罗列了他的各种业务。
(欢迎关注星期日周刊微信号“上海市民生活指南”:SHer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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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周刊记者  姜天涯  顾筝  韩小妮  摄影报道

在上海的弄堂口,有一群裁缝爷叔。

过去,他们是生活的必须。逢年过节,买块布匹,做一身新衣裳。

现在,找上门的常是缝缝补补的活儿。

虽然平常不会想起,但需要的时候可能还得点评上找找。

常德路、顺昌路、南昌路上,四个裁缝带着各自所在街道的气质,一坐几十年。

有些人来改衣裳,竟然就忘记拿回去

“一般人家要给我拍照片,我不给伊拍喔,拍就赶了跑。”

朱师傅埋头踏着缝纫机,眼镜滑到鼻尖却目光如炬,敏锐地察觉到手机镜头正对着他,轻描淡写地开了句玩笑。

“此地侬手机上查得到的。”  他头也不抬,慢悠悠地说道,“我此地有个特点,从早上8点摆到晚上9点。”

他的缝纫铺迓在常德路、武定路拐角的弄堂里。果然,网友在大众点评上给他建了个条目:“缝补小店”。

有人评价说:“夫妻老婆店,开了好多年了。一楼进出口放着架老式缝纫机,各种配件、零碎堆放着,承接减裤脚、改大小、缝补、修拉链……”

二十年前,朱师傅夫妇刚来做裁缝时,武定路上是马路菜场。斜对面静安枫景苑那里还是一片老房子,裁缝铺就摆在一楼的门面房里。

“所以我此地多数是老客人。”他说,“有的人搬到老远,浦东、松江、闵行……特地跑过来。”

城市不断更新,常德路现在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六车道大马路。马路对面的工地传来敲打声,相信很快就会有高楼拔地而起。

而武定路上开出了十多家风格各异的酒吧、餐厅,如今是城中的“新老外街”。

外国人路过街角,成了朱师傅的新客户。

“我这里外国人生意大概占20%。”他说,“现在交流也方便,伊拉想讲啥,手机上翻得出中文的。”

此刻,他正在给一只旧布包的肩带拷边,据说是一位外国女士拿过来的。

“伊寻了我两趟了,本来不想帮伊弄的,烦唻。昨天夜里已经弄了一个半钟头了。”他说。

肩带磨损得厉害,毛毛拉拉地露出了白色的衬里,缝补起来很麻烦。不知为何,包的主人却对它特别钟爱。

早年朱师傅还帮人做衣裳,这两年不做了,专注于缝补修改。

他解释说:“现在做一条裤子一百多块,买条裤子只要三十多块,侬哪能讲?”

成衣便宜了,生活节奏也快了,有些人来改衣裳,竟然就忘记拿回去了。

有次,一位客人请他改条裙子,足足隔了三年才想起过来拿,说是之前出国去了。

时间隔得太久,客人的身材都变了。“伊讲我衣裳改大了。我讲:三年前,侬肯定比现在胖。但是没办法,我只好再改一趟。”

“前后总共改了两趟,收一趟钞票。”他笑笑说。

如此健忘的客人还为数不少。朱师傅搬出一个大箩筐,里面全是被遗忘的衣裳。

“喏,这条裙子还是新的,放在此地三四年有了。”

“这件羊毛衫钞票付脱了,一直没来拿。”他一边翻拣,一边回忆衣服的“身世”,“钞票付脱的少,所以这件我记得的。”

大多数衣服都是先改后收费。“人家讲:‘我裤子放侬此地,侬怕我跑脱啊?’结果白改了。”

“我仓库里厢还有三只箩筐,衣裳加起来一百件有的,辰光最长的大概有十年了。”

“老讨厌噢。”朱师傅发出感叹,“放了占地方,丢又不好丢。万一人家来拿呢?”

14岁学生意,做了75年裁缝

每个裁缝都遇到过朱师傅这样的烦恼。

所以每当顾客交代完自己的需求,王贤国都要先说上一句:“钞票先付掉”。

他操着一口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讲话声音洪亮急促,给人的初始印象有些凶。

没办法,这些年遇到不少衣服“丢”在这里的情况,因此他改变了规矩。

他的“王记裁缝铺”,在顺昌路的祥顺里开了四十多年了。

虽然只是一方弄堂口的空间,但家当齐全,颇有现在工作室的样子。

吃饭家伙是蝴蝶牌缝纫机、老式拷边机,墙上挂着各色拉链、经营许可证,顶上还吊着一只小风扇。

缝纫机边上的熨烫台,到了晚上就是收纳东西的储物柜。角落里摆放着各种裁剪下来的裤脚管。

墙上贴着一张打印的A 4纸,上面写了霸气的六个大个字:“无微信,付现金”。

但原因也有几分无奈。

“我不会弄呀。我现在几岁侬晓得?89唻。”

“我14岁学生意,格辰光还没解放唻。刚刚抗战胜利。”

做裁缝的75年里,王贤国先后做过零工、上门裁缝。改革开放个体经营放开后,他在顺昌路的弄堂口缝补至今。

“后来我去领了只营业执照。格辰光还是卢湾区,第一批7只执照当中我一只,早伐啦?再早没嘞。”他说。

他的两台蝴蝶牌缝纫机都伴随他30年朝上,拷边机也“毛(将近)40年了”。

“30年前头,一般工人小青年拿36块工资辰光,新的缝纫机要156块唻。”

“格辰光缝纫机,一般人家就结婚辰光买。”

靠着他脚踩裁缝机,帮家里的四个儿子置办了婚事。

曾经生意兴旺的时候,弄堂口门庭若市。

“来裁衣裳的人多得来,天天早上排队,下半天(下午)也排队。”

王贤国就手写了号码牌,发号排队,和现在吃饭等位一样。

“发牌子排队也吵相骂(吵架),也不来事(不行)。有两个出去兜一圈再回来,好了,挨在后头了。乃末(这下子)伊急死了。”

现在来的顾客也不少,不时排上三两个人。相熟的老顾客不忘打趣他两句。

“侬格生意太好唻,都要寻侬。老实讲,别的地方我不去的。”  戴着金丝边墨镜的爷叔,等候裁剪裤腿的时候,倚靠在木柜边说道。

“我顾客多,我哪能会记得牢呐。”王贤国戴着老花眼镜,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回复。

“呦,侬蛮有成就呃。”

裁剪、拷边、熨烫完之后,王贤国把裤子交到爷叔手中,不忘夸上一句“格条裤子着(穿)得漂亮呃。”

“我澳门买得来的哦,侬覅讲,买脱我2000多块港币哦。”爷叔不免得意。

见过世面的王贤国,并没有被吓到:“澳门有啥稀奇啦。刚刚一个人裤子,600多块美金。”

收到的现金,他顺手放进上衣口袋。

王贤国专门给自己Polo衫上缝制了一个白色小袋,刚好盖住衣服的logo。

衣服是儿子给他的,世界名牌Po lo RalphLau ren,不过他也不认得。

“现在我屋里的衣服穿得光啊?穿不光。都伊拉覅穿了,丢我房间里。”

问及什么时候准备退休,王贤国笑了笑:“做到此地房子拆脱,或者人死脱,结束。”

再问也有些无奈:“我没有劳保呀。我哪能退休法子?”

好在开的时间久,附近街坊邻居多,一个月也能赚到四五千元。

“我也不和你讲唻。工作去了。”老裁缝又往缝纫机上缠上了线,准备继续工作了。

“这短命手艺,没用场了。”

南昌路278弄门口曾有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两位裁缝师傅各占一边,“演奏”缝纫机双重奏。

然而等到我们5月20日过去的时候,缝纫机已经不见了。

两位师傅脖子上各挂着一根皮尺,坐在凳子上等生意。

街坊邻居亲切地叫他们“大裁缝”和“小裁缝”。“老土地”都熟识他俩,因为他们在这里已经有三四十年了。

大小裁缝和街坊关系很好,谈笑风生。但他们俩的关系,却并不那么和谐。

大裁缝说小裁缝是他带出来的徒弟,两个人曾为了争生意“打相打”(打架)。

小裁缝说:“帮帮忙哦,我会要伊带?”

他说两人是师兄弟,其实还是亲兄弟,彼此不和并非为了生意,而是为了父亲留下的房子。

上海的每个角落都会有这种“老娘舅”节目里的狗血故事。“一家不知一家事啊。”小裁缝感慨地说。

虽然坐在同一个弄堂门口,但两人之间像划着一道明显的三八线,彼此连一个眼神都不给对方,各自做着老客户的生意。

大裁缝接到一个修改Po lo衫的“生活”(活儿)。由于穿洗了多次,衣服松垮,越变越长。大裁缝把下摆裁掉一条边,把它改短。

“做做要一个钟头,收25块。现在保姆都要35块一个钟头。但是没办法,不做,就一分钱都没有。”他叹息说。

做了三四十年裁缝,两人经历了这个行业大起大落的历史。

大裁缝说:“埃个辰光上山下乡的人回来了,没衣裳穿,都来做衣裳。裁一条裤子只要6角,帮人家全部做好是15块,人家排队来裁。”

“格辰光我忙得来没空吃香烟。最多一天好赚七八十块,当时工人工资只有36块。”

小裁缝说:“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辰光好做,台子上摆满了布头,我有三个徒弟,夜到(晚上)都要开夜工。”

这个行业衰落得很快。

现在他们俩类似朝八晚五地上班,但生意早就大不如前了。

大裁缝说:“连香烟钞票都混不出来了。”

小裁缝说:“现在连自家(自己)也顾不上,不要讲带徒弟了。”

大裁缝今年67岁,他原本计划着过两三年就退休,不过等6月2日我们再去的时候,弄堂口只有小裁缝了。

“大裁缝之前就生毛病了,一直撑着,在地段医院吊盐水。不过伊讲不合算,要到乡下老家去看,那里好报销。”弄堂口的爷叔介绍说。

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在上海凭手艺吃饭的大裁缝,或许会怪自己的这门手艺。他说过:“这短命手艺,没用场了。”

不知道小裁缝还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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