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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8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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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起始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 切·格瓦拉 著
郭昌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被誉为切·格瓦拉最优秀的一本书,原著语言简单直率,是典型的格瓦拉叙事手法。书中第一部分描述了古巴游击斗争中的许多重大时刻以及站在这场斗争前列的、在征服未来的战斗中冲锋陷阵的古巴男女战士。格瓦拉对于自己所亲历的战役,描写得特别仔细,往往涉及战斗开始到结束的各个细节。

本书第二部分包括一九六三年后格瓦拉撰写的有关战争的短评和战争片段的记述,也包括其对战争深入的分析等。这一版本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收录了切?格瓦拉对最初版本所作的增删修订,增加了许多珍贵历史照片,是截至目前的最权威版本,对我们了解古巴革命战争历程以及切?格瓦拉本人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CHE GUEVARE

切·格瓦拉(1928—1967)

拉丁美洲左翼革命家,本名埃内斯托?格瓦拉。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不久环游拉丁美洲。一九五六年同菲德尔·卡斯特罗等人在古巴开展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游击战,一九五九年攻入哈瓦那,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参与缔造古巴共和国。后前往刚果、玻利维亚等地从事革命斗争,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被玻利维亚政府军俘获,翌日遭杀害。

原编者的话

这一版本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与一九六三年古巴联合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书的版式完全一致。当时那本书的许多章节在成书前曾以连载形式在古巴武装部队的杂志《橄榄绿》上发表,汇集成书后,切?格瓦拉一一进行了校订,作了许多增删更正(参见本书重印的照片画页)。该书后来虽经多次印刷,但从未将格瓦拉所作的更改收录其中。多年后,当格瓦拉的妻子、格瓦拉研究中心主任阿莱达·马奇发现了这本被密密麻麻修改过的书后,才最终将这些修改编入本书。这次是它们首次与读者见面。

历史潮流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策划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这种通过军事政变接管政府的历史当然并非始于兵营叛乱之日,必须由此上溯到久远的古巴历史中去追本求源——可以追溯至一九三三年美国大使萨姆纳·韦尔斯的干预之时,还可追溯至一九一年的《普拉特修正案》,甚至可追溯至美国的兼并主义者直接派遣的特使、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纳西索·洛佩斯登陆古巴之时。我们得追溯至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时代,他在十九世纪初叶宣布了他们国家对古巴的政策:古巴像是从西班牙人手中夺过来的一个苹果,终将落入山姆大叔的手中。这些都是美国在南美大陆侵略长链中的各个环节,其矛头不仅仅针对古巴,也针对其他国家。

这一潮流,这一帝国潮流的涨落起伏是以民主政府的纷纷倒台和新政府不顾人民大众不可抗拒的压力强行粉墨登场为标志的。历史在拉丁美洲各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代表极少数人利益的独裁政府通过政变纷纷掌握政权;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民主政府千呼万唤才艰难出现,但是为了生存他们经常,甚至在执政之前就不得不事先作出让步,实行妥协。尽管在这个意义上说,古巴革命是整个南美洲的一个例外,但是必须找出古巴革命进程的历史根源。正因为古巴革命,本书作者才随着震撼南美大陆的社会运动的潮流颠沛流离,有幸遇上另一位拉丁美洲的流放者:菲德尔·卡斯特罗。

初识英雄

在墨西哥一个严冬的夜晚我和他会面了。我至今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就谈起了国际政治问题。没出几小时——拂晓前——我就成了未来远征军中的一员。想说明我是如何在墨西哥以及为什么会在墨西哥遇见古巴当前这位国家领导人的。

事情发生在各国民主政府处于低潮的一九五四年,当时美国躲在美洲宣传的烟幕后,对危地马拉发动了一场有预谋的冷酷无情的侵略行动。拉丁美洲最后一个还没倒台的革命民主政权——哈科沃·阿本斯政府也在这场侵略面前屈服了。那次侵略的策划者显而易见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令人感到不安的巧合是,杜勒斯正好是危地马拉主要的帝国主义企业——联合果品公司的法律顾问和股东。

我离开危地马拉时倍感灰心失意,是悲痛让我和所有的危地马拉人站在了一起,希望为痛苦不堪的国家摸索出重建未来的道路。

菲德尔来到了墨西哥,想在中立国寻找基地为日后更大的斗争准备武装力量。攻打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以后,内部分裂开始显现。那些意志薄弱的人都已分化出去,怀着各自的理由投入到主张不作出太大牺牲的政党和革命团体中去了。新成员陆陆续续加入到刚组建的“七·二六运动”,这个组织是以一九五三年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日子命名的。因此,对负责新兵训练的人来说——训练新兵在墨西哥必须秘密进行——一项极端困难的工作刚刚开始。他们是在与墨西哥政府、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以及巴蒂斯塔的特工人员同时作战。这三股力量以种种方式勾结在一起,利用金钱收买贿赂是他们采用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除此以外,我们还得与拉斐尔?特鲁希略派来的间谍作斗争,与那些人类的渣滓——尤其是流亡在迈阿密的人类渣滓——作斗争。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后,我们还必须完成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起航,登陆,以及接下来的一切行动。当时这些事情在我们看来似乎很容易,其实只有今天我们才能估量出这些事情花费了我们多大的心血,让我们作出了多大的牺牲、搭上多少战士的生命啊!

秘密训练

在少数几个密友的帮助下,菲德尔以非凡的实干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远征古巴的武装战士的工作中去,他几乎没有时间给大家上军事战略课。我们这些人从阿尔韦托·巴约少校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我刚加入起义军时,对于是否能取得胜利似乎心里还没有把握。只是一种共同的追求浪漫冒险的天性和为纯洁理想即便牺牲在异国海滩也在所不惜的信念从一开始就把我和这位古巴起义军司令拉近了。听了阿尔韦托·巴约少校的头几节课后,我立刻就有一种完全可以打赢这场战争的感觉。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我们的枪法练得精准了,还出现了多名神枪手。我们在墨西哥发现了一个大牧场,就以此牧场为基地,巴约少校管军事训练,我负责人员管理,开始了最后准备,打算一九五六年三月离开墨西哥远征古巴。然而,在那段时间里,墨西哥有两个警察分队——均由巴蒂斯塔出资豢养——正在缉捕菲德尔·卡斯特罗。其中一个警察分队可算是撞了大运抓住了菲德尔,可以发一笔大财了。但是他们犯了个荒唐的错误,抓到菲德尔后却没有把他杀了,一大笔眼看到手的钱化为乌有了。仅仅几天之内,菲德尔的许多追随者纷纷被捕。我们位于墨西哥城郊外的牧场也落入警察手中,我们也都被捕入狱。

这样一来,第一阶段的工作到了最后的关头又不得不再次推迟。

我们有些人被判监禁五十七天,在监狱里我们就是这样掐着手指一天一天熬过来的,而且时时刻刻都有被引渡的危险(这一点我和卡利斯托·加西亚少校都可以作证)。即使这样,我们也从来没有失去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信赖。菲德尔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做了一些在我们看来几乎可以说是违背了他革命原则的事。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向他解释我的特殊情况的:我是个外国人,非法居住在墨西哥,还遭到一系列的指控。我告诉他,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延误了革命的时机,可以把我撇下,不要管我。我理解眼下的形势,不管把我遣送到什么地方,我都会努力战斗。营救我最理想的办法是让他们把我遣送到附近的国家,不要遣送回阿根廷。我至今仍记得菲德尔听了后大声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不管的!”他确实也没有撇下我们,宝贵的时间和资金都挪用于解救我们出狱。菲德尔对他所尊敬的人亲口做出的许诺是激发起人们对他狂热般的耿耿忠心的关键。坚信革命原则,忠于革命领袖,两者的结合才使起义军凝聚成一个强大的铁拳。

进军内陆

我们都隐蔽在安全的地方秘密地进行活动,尽可能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几乎不到外面大街上去,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后,我们发现队伍中出现了叛徒,但不知道是谁,他把我们的一批军火给卖了。我们还发现,他把那艘快艇和一台无线电发报机也卖了,不过还没有签订“法律合同”的手续。首批付款向古巴当局透露,这个叛徒实际上是了解我们内部活动方式的。但是,这同样也帮了我们大忙,因为它也向我们透露了同样的信息。

从那一时刻起,我们的准备工作无奈之下变得格外紧张。“格拉玛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打造成形。我们除了在快艇里塞满军服、步枪、军用设备和两门几乎没有炮弹的反坦克炮以外,还码放了尽可能多的食品,但实际上也没有多少。终于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两点我们踏上征程去实现被官方报刊嘲弄的菲德尔的豪言:“一九五六年,我们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熄灭了“格拉玛号”上所有的灯火,悄无声息地驶离了图斯潘港口。快艇里塞满了各类军事装备,又挤进了大批游击队战士。天气非常糟糕,尽管在这样的天气下是禁止出海航行的,但是,出海的河口还算平静。驶入墨西哥湾后不久,我们就打开了船上的灯。为了抵御晕船,我们拼命地到处翻找抗组胺药丸,结果还是没找着。大家只得唱起了古巴国歌和“七·二六运动”颂歌,足足唱了五分钟后,船上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痛苦场面:战士们个个双手紧按腹部,满脸痛苦相。有人把头埋在水桶里,有人一动不动歪歪斜斜地躺在甲板上,个个都吐得满身狼藉。船上八十二人中除了两三名水手和其他四五个人以外,其余人都晕船。不过,四五天以后,情况就稍有好转。原先以为船里什么地方有渗水的裂缝,后来发现实际上是一个水龙头没拧紧。为了减轻载重,我们已经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扔到海里去了。

我们选择的航线是在古巴南部海域绕一个大弯,顺着牙买加和大开曼群岛的沿海行驶,最后在奥连特省的尼克罗镇附近登陆。小艇航行得很慢。十一月三十日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古巴圣地亚哥爆发骚乱的消息。这是我们伟大的弗兰克·派斯为配合我们远征军的到来而组织的行动。第二天(十二月一日)夜里,由于淡水、食品和燃料都用完了,我们便调正船头直对古巴航行,拼命寻找克鲁斯角的灯塔。

深夜两点,漆黑的夜空笼罩在狂风暴雨之中,情况险峻,人人都心急如焚。瞭望员在驾驶台上来回不停地踱着步,搜索着始终不愿意在海平面上出现的灯光。前海军上尉罗伯托·罗克再一次爬上窄小的驾驶台,寻找克鲁斯角的灯光。谁知他一脚没站稳,“扑通”一下掉进了大海里。又往前航行了没多久,总算见到了灯光。但是,小船在风浪中艰难地颠簸飘摇使得最后几小时的航程好像没完没了遥遥无期似的。当我们抵达古巴拉斯科罗拉达斯海滩一个叫贝利克的地方时,天已经大亮了。

一艘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发现了我们,立即用无线电向巴蒂斯塔政府军作了通报。我们刚上岸进入沼泽地,敌机就在我们头顶上狂轰滥炸了,慌乱中大家随身只扛了一些重要物资。穿越美洲红树林时,敌机自然就看不见我们,无法追堵了,但是我们已经被独裁者的陆军在后面紧紧地盯上了。我们有一位同志既没有经验,办事也不负责任,却自告奋勇地说他认路,结果把我们都领入了沼泽地,后来费了好几个小时才算走了出来。这时,我们也迷失了方向,转来转去总是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们这一群幽灵魔鬼,就好像是随着一架神秘的具有灵性的机械装置的节拍在不停地往前走。在海上颠簸了七天七夜,每时每刻都遭受着饥饿和晕船的折磨。接着又在陆地上艰难跋涉了三天——极其恐怖的三天,从十二月五日凌晨离开墨西哥算起到现在整整十天了。又经过一夜的行军,这一夜不是有人晕倒,就是有人累得动弹不了,有时我们干脆只好停下让大家休息,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叫阿莱格里亚-德皮奥的地方,这个地名竟和我们的遭遇完全相反,意思是“虔诚信徒的乐园”。这是一小片树林,林子的一边挨着一块甘蔗地,另一边通向溪谷,溪谷再往后是大片浓密的树林。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停下准备休息一天,第二天晚上再继续行军。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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